张杰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的提出和推出，是中央对中国进入新常态的特定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中所暴露出来的诸多复杂性、系统性关键问题的前瞻认识和精准判断的集中体现，是构建符合发展中国家典型经验事实的“中国特色”理论体系，是解决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重大问题的“中国方案”，是解决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最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的治本之策。
找准中国经济的症结所在和关键破局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从全面提出、主动推进、精准破局、重点发力，以及进入今后的深化强化阶段，全方位、全视角、全流程地体现了中央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新方位、新局面的深刻认知和高度把握力。
客观来看，导致中国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动因，形态多样，错综复杂，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趋势性也有周期性的因素，既有需求侧也有供给侧的因素。这其中，更为重要的是，既有经济自身规律的体现，更有制度不完善以及各项改革滞后所造成的扭曲效应。如何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中找准本质性、关键性、主导性因素，特别是要找到那些由于制度不完善或改革滞后而产生的因素，找到那些可通过转换发展思路和深化改革来化解的突破口，从而制定相应的有效政策体系，是事关中国今后能否将经济增速保持在中高速合理区间的关键所在，也是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败所在。中央部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恰恰就是认准和抓住了当前制约和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短板以及“牛鼻子”问题。这就是供需层面逐步凸显的结构性失衡现象，集中表现在，中国的制造业生产体系的基本能力，在较大程度上已经与中国已经逐步进入内需驱动型发展模式的基本现实相背离，与需求侧所发生的消费升级换代的根本性变化局面发生了明显脱离，这就导致了旧动能的转型升级发生了显著的低端能力锁定效应，造成了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主的经济新动能形成的停滞效应和阻碍效应。
需要处理和协调好四方面关系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具体工作方针和实施路径。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害就在于，要处理和协调好四个方面的矛盾关系。
一是新和旧的关系。当前，中国经济中的突出问题是，旧的供给体系中存在产能过剩和有效供给、优质供给不足的现象，而以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为主要特征的新中高端需求又得不到有效满足。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的动力支撑体系，仍然要坚持以强化传统制造业全球竞争力和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扩张的“双轮”驱动发展模式，既要瞄准以提升产品品质和全要素生产率为主的中低端制造能力改造，也要加快塑造以创造高附加值和高收入工作岗位为主的高端制造能力建设。
二是实和虚的关系。当前，中国房地产的过度投资投机行为，既成为引发中国金融风险和地方债务风险的助力器和导火索，也对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生产成本、高质量投资动力以及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等活动，均造成了不可忽略的负面效应甚至抑制效应。因此，要振兴实体经济，守住中国经济增长的制造业根基，就必须处理好控制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合理发展关系。
三是内和外的关系。当前，既要继续坚持通过对外开放和适度技术引进，来强化中国实体经济的技术能力和全球竞争力，更要有效激励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高端制造体系的构建。特别是要关注在进入创新驱动和需求升级驱动的特定发展阶段，国外企业对中国本土市场高端需求的抢先布局、创新竞争和技术封锁效应的强化等现象。
四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当前，中国各级政府或多或少地对政府和市场的合理边界和各自功能把握方面，存在认知不清甚至定位混乱的突出现象。这既抑制了市场机制的合理激励功能，又扭曲了政府应该有的正常基本功能，导致实体经济面临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高度特征不相对称的不合理税费成本和高制度性交易成本。
正是认识到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中的这四大主要矛盾问题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的实施，分解和落实到“三去一降一补”五个具体工作任务，作为各部门各级政府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工作指导和考核细化原则。
全面落实：从文件到行动、从讲话到落地
要真正推进中央部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面落实，就要经历从文件到行动、从讲话到落地的完整过程。为此，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综合配套措施，拿出了针对性的必要举措，激励、鞭策和监督各部门各级政府对中央部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的落地，以及对“三去一降一补”工作任务的执行。
经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坚持不懈的全方位、综合性努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三去一降一补”具体工作任务，已经取得了扎扎实实的进展和关键性成效。这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去产能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在重点行业领域坚决推进的去产能和消除僵尸企业工作的作用下，截至2017年2月份中国的PMI官方指数达到51.6%，为2016年2月份以来达到的第二峰值，连续五个月在51%以上的高位运行，制造业持续稳中向好的态势明显。而且，自2016年9月由负转正以来，PPI指数已由2016年9月的0.10%逐步上升到2017年1月的6.90%，表明中国工业部门的去产能工作取得确定成效，供需结构性关系得到切实优化。
第二，降成本工作取得关键性成效。降成本在两个重要的着力点方面全面发力。一方面，通过推进一系列强有力的简政放权政策措施，缓解了降低企业的各项外部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引导和激励企业自身挖潜增效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相对成本。在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精简归并“五险一金”，下调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以及加快推进“营改增”等组合拳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实体经济的综合成本初步得到下降。
第三，降杠杆率工作取得重要性成效。一方面，在推进对重点项目建设和小微企业、“三农”、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领域的信贷支持，努力盘活不良贷款，提高银行资产质量；大力发展股权融资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综合作用下，到2016年5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8%，比上年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在实施地方债务置换、剥离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职能、积极推广运用PPP、资产证券化、基金等新型融资模式，以及严格控制债务规模，堵住违法违规举债的后门，规范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等“一放一堵”两个方向的综合措施，地方政府负债增速也得到控制，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的能力加强。
第四，去库存工作取得显著性进展。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有序消化房地产库存，注重解决区域性、结构性问题，实行差别化的调控政策总思路，在相继出台了下调首套房首付比、上调公积金存款利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和营业税优惠政策、实施“营改增”以及各省区市出台去库存相关方案等一系列去库存政策后，特别是2016年下半年实施了以限制投机性购房需求为主的最为严格的“一城一策”限购新政，以及2016年底对房地产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最新高度认识的综合作用下，最终对房地产市场和市场预期产生了显著的引导作用，从供需两端集中发力，房地产去库存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项任务的全面推进和坚决落实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中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分量逐步加重，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基础得到切实夯实，转换机制得到充分激活，转换速度得到有效驱动，各种局部和系统性风险得到控制和释放，经济下行已经充分接近“L”的底部，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取得了明显效果。中国经济已经走在了一条可持续增长的既定路径，为“中国梦”的最终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从而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探索出一套“中国方案”，摸索出一条“中国道路”。